大山青青——纪念“索伦惨案”七十周年

1946年，决定中国命运的人民解放战争进入第二年。这一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帮助下，通过著名的承德四三”会议，内蒙古东西部的民族自治运动取得统一，开辟了内蒙古民族自治与人民解放的光明前景。当时的王爷庙即现在的乌兰浩特市）成为内蒙古自治运动的一个中心。

1946年4月，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东蒙总分会派遣军政干部到当时的喜扎嘎尔旗所在地索伦镇开辟工作，建立了旗人民政府和旗自卫军教导团及公安队。新生的喜扎嘎尔旗人民政权坚决贯彻党中央制定的巩固东北根据地、保卫解放区的方针，一面派出教导团、公安队深入到土匪活动猖獗的偏僻地区剿匪，一面在全旗范围内广泛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同时积极开展统战工作，争取、团结民族上层人士支持人民政府的工作，为解放战争和巩固东北根据地出力。随着剿匪斗争和减租减息运动的深入开展，一批罪大恶极的国民党特务分子、土匪、帮会头目相继被镇压，地主恶霸被斗争，当地的反动势力土崩瓦解，各族人民欢欣鼓舞。包括喜扎嘎尔旗在内的东蒙地区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有力地支援了东北的解放战争，为党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作出了贡献。这也引起了日伪残余分子、国民党特务及土匪等反动势力的惊恐和仇视。以伪装进步而混入统战对象行列、日伪时期担任旗伪政府保安科长、已投靠国民党反动派的武科甲，秘密串通反动民团头目白天宝、白金柱、唐双喜等人，策反教导团内部的通信参谋乌云毕力格等人变节，制定了反革命武装暴乱计划。他们四处散布政治谣言，污蔑共产党掌权要“共产共妻”，辱骂哈丰阿、阿思根等东蒙地区革命领导人是共产党的“走狗”，叫嚣要搞“民族独立”，为反革命武装暴乱做舆论准备。同时分头拉拢残余土匪、日伪军警、反动的地富分子磕帮头、喝血酒、结帮伙，搜集枪支弹药，笼络了200多人，为武装暴乱进行组织和军事准备。

1946年10月初，旗人民政府对武科甲等人的反革命活动有所察觉，初步采取了防范措施。这时隐藏在旗公安队内部的叛徒包玉明密报武科甲，建议“赶快行动”。武科甲等人立即召集叛匪头目，在匪首唐克臣家密谋，决定10月7日发动反革命武装暴乱。当天夜里，匪徒们趁夜幕秘密包围了教导团团部。旗人民政府旗长兼教导团团长唐永作发现团部被叛匪包围，预感形势严重，欲调集兵力进行反击，但为时已晚，匪徒们破门而入。唐永作面对匪徒们的枪口厉声责问：“你们为什么包围教导团？”匪首说：“公安队要叛变。”唐永作严正驳斥：“这纯属造谣，你们在制造事端。”为了扭转局势，从被动中争取主动，唐永作派人把教导团副团长吉格木德、参谋长阿兴嘎、公安局长鲍永吉、政治教导员那德木德、公安队长宝音乌力吉、政治指导员官布舍冷召集到团部开会，追查政治谣言，揭穿敌人的阴谋。不料，此举正中了叛匪的圈套。会上，唐永作义正辞严地责问通信参谋乌云毕力格：“你带这些人来干什么？公安队要叛变是谁说的？如果说不清，我把你们统统关起来！”这时，天已黎明。反动民团头目白金柱突然猛咳一声发出了武装暴乱的信号。匪首唐克臣立即掏出手枪对准唐永作连开数枪，众匪徒也纷纷开枪射击，唐永作、阿兴嘎、鲍永吉、那德木德、宝音乌力吉5人当场牺牲。吉格木德和官布舍冷勇敢地跳出窗外，与匪徒们激烈枪战，击伤部分匪徒，打完最后一颗子弹后壮烈牺牲。

索伦反革命武装暴乱发生后，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东蒙总分会迅速采取平叛措施，派出师长王海山、副师长都固尔扎布率领的兴安军区第一师部队紧急赶赴索伦，于10月17日围歼叛匪，歼灭大部，匪首唐克臣被击毙。武科甲在化装潜逃中被捕获，持枪北窜企图越境叛逃的乌云毕力格在境内被活捉，后双双被处决。白天宝、白金柱、唐双喜等人亦先后被捕获，被处决。11月初，兴安盟人民政府迁至索伦，重新建立了革命政权。

1947年5月1日，内蒙古自治政府在王爷庙成立，成为我国第一个民族区域自治政权，使党的民族区域自治由理论变为现实，为成功解决中国民族问题开辟了途径。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各民族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由此迈开了崭新的步伐。“索伦惨案”中牺牲的烈士们，虽然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倒下了，没能看到革命的最后胜利，但是他们和千千万万的烈士一起，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奠定了新中国与内蒙古的基石。  

“索伦惨案”发生已经七十年，索伦峡谷的枪声已经渐渐远去，长期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们对那段历史也许已经有些淡忘。但是，党和国家没有忘记，内蒙古民族解放纪念馆里用雕塑的艺术还原了当时的情景，辽沈战役纪念馆的烈士墙上镌刻着牺牲者的英名。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越来越近的今天，我们应该牢记历史，不忘初心，继承和发扬革命先烈的光荣传统，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大山青青，先烈精神永驻！（朝伦巴特尔 作者为内蒙古民族大学校长助理）